神為我們預備的一生，

是一個探險的歷程，不是一個旅行團。

真實的人生，沒有一個可見的領隊

為我們每一刻和下一步作周密的安排。

然而，神卻告訴你大方向，鼓勵你上路，

就運用祂賜給你的睿智與機靈應付新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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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正視科學發展的好處

第三，環保分子常用來控告科技發展的理由，其實是不合理的。現實是，科技發展是現代社會能進步，現代人的享受能勝過昔日君王的原因，如夏日炎炎可以享受空調的祝福，患病有現代醫療的減輕痛苦，做手術不需要昔日大英雄刮骨療傷的勇氣，連老婆婆都可以含笑進入手術室，還有，你若喜歡吃菜心，你今天可以一年吃到晚，沒人可以阻止你。昔日黃帝老子若想吃，每年只能在入冬後有有得吃，例子還可以舉下去，但看似不需要了。

D.     監科學發展的應有態度

因此應對科學發之法似乎不太艱深，不要老迷信防範未然，過去我們假借此藉口對科學界造下太多不需要的阻礙，妨害科學的發展，因為許多所謂的防範未然，我們根據的不是知識，而是無知和恐懼，因而不自覺地做下太多過分的事(西班牙在這方面似乎特別作行！)。我們可以保持一個清醒頭腦，小心觀察、記錄，及嘗試明白，努力不充大頭，發表一些科學家都未有證據，未有知道的「事實」。

歷史學家告訴我們，每當一個國家的學術研討氣氛愈多元，愈開放，她開出的繁花茂果愈豐盛，相反地，它就會委縮消退。就以我們中國來說，原來我們曾是一個強大的海事國家，那是在十二到十五世紀之間，但到了十五世紀初葉，政府特頒令，禁止造船商再建造超過有兩條桅杆的遠洋輪船，不用說，不僅遠洋貿易要中斷，正不斷大的中國版圖要終止，國立即陷於孤立，同時文化也因陷於單元化而中落。同樣情形出現在十七世紀的日本。早於一六零零年，日本出的槍械比世上任何一國都要優勝，數目也是最多，但來統領國家的武士集團害怕有人聚積槍械，構成威脅，遂領國內禁止製造槍械，結果不單只國內製槍業衰落，連日本的國勢亦中斷，衰微逹兩個世紀之久。

結論地說，不要再輕易用「不許扮演神」、「不許干預自然的秩序」來作借口，阻止科學和料技的發展，原來科學與科技的發展，是基於兩個人類生存的基本要求，而這兩個要求都是分開現代世界與初民世界的分水嶺：我們要知道，所以我們利用科學發展來不斷擴展我們的視野；我們想從自然界得更多，所以我們不斷發展科技。過去證明這兩條路是對的，今天沒有半點反證據的痕跡。那時我們要怎麼辦﹖任讓科學自由發展，全然不受任何制裁嗎﹖讓我們把問題換一個角度來問：胚胎幹細胞研究是不是真如科學家所說，是有醫療的可能性﹖假如是的話(至今沒有科學家提出過相反的理由)，立法及執法機構能否讓它有發展空間，到我們對它的認增加了，能具體把握它可以在甚麼地方越科研的界限而遺禍蒼生，我們再在那時立法給予禁止也未遲。在這個時候就止於微，似未有違現代自由開放社會的精神。

(完)

 (轉載自《戍樓外望》下冊p51-74，經「楊牧谷牧師紀念基金」允准上載)

IV.                    監察科學發展的原則

饒有意義卻為東方傳媒界忽略的一個事實是，就在布殊和教宗為了ACT的宣布而呱呱嘈的同一段時間，美國農業部批准科學家引入一種遺傳基因被改造的象皮蟲，此種昆蟲主要專吃棉花果實，基因被改造之後，牠變得性欲特強，卻完全不能傳宗接代，換句話說，科學家是開了自然界象皮蟲一個玩笑，叫牠們勤於性交來絶種！

專家告訴我們，今天自然界中有十六種族類的昆蟲是給科學家做了手腳的，誰可預料呢﹖將來可能證明是有禍害的，正如多年前科學家引入一種甘蔗蟾蜍，入東北部的澳洲，原是盼望牠們專吃掉為害甘蔗的甲蟲，那知今天牠什麼都吃，獨不吃甘蔗甲蟲，結果遺害了當地！

情況就如夏威夷專有的小蝸牛也滅了種。那怎麼辦﹖作為一個負責任的現代公民，難道我們真是任讓科學家亂搞﹖在公共利益與社會道德問題上，恐怕我們信得過他們，他們也信不過自己！

在具體討論對策前，有兩個原則性問題必須先提出來，因為我們對它的忽略已有經年。第一，現代科學之所以能起步，是因為它能在一個時間力抗由別的團體對它施加橫手，以外行人的身份對他指點點，當時尤以天主教廷為甚，伽利略的故事不過其中一例而已。教會要學習尊重科學家工作的自由，不要久不久就走入科學家實驗室，預訂他們研究的結果，又不准他們有這個那個的結論。假如科學家走入神學圖書館，告訴神學家只可以有和不可以有甚麼樣的研究結論，神學家能否接受﹖

再者，環保分子最擔心的不是他們口中所說的那些埋由，而是屬於一些更根本的，那就是：到底科學家知道多少是我不知的﹖或者要命的是：我怎麼知道他以為知道的，是真正知道﹖和知道多少﹖因為我們就盡了公民的良知責任，這是今天環保分子反對基因食物，來勢雖然洶洶，至今未能提供一項具體證明的原因。原來人有一個天然趨向，就是把自己不知道的投射在別人身上，然後用立法來禁止它。剛倒台的塔利班政權過去六年做在富汗人民身上的，正是這麼一回事。

A.     不應因無知恐懼而動輒干預

作為社會一分子，尤以作為教會一分子，反對一切是並不安全的；我們要謹慎環保分子今天已全然不簡單的動機。記得一九七九年試管嬰兒成功時反對者那種來劫洶洶的言行嗎﹖天主教至今是基於他們對上帝旨意及對婚姻一特殊神學立場而一反對，他們的道德勇氣是我一直敬佩的，問題在天主教之外的反對意見，過了二十二年了，鮮有兌現的，就是兌現了，我們在搜集了足夠臨牀數據再作禁止，其實並不會太遲。西方社會動輒以立法行動來干預科學研究，其實其理性根據是有可爭議處的。

B.     切勿人反我反

再者，我不認為應加入環保行列，人反我又反，慢慢給社會人士以為，教會的社會良心就是用反對這反對那來逹致，而最慘的是許多時候我們反對的理由是缺乏自己的認識與判別的，不過人反我反，沒得反就有沒得玩的焦慮，這樣是不對的。教會過去為了錯誤理由來平預科學研究的工夫，因而在歷史上犯下不少叫日後教會感到尷尬的事例，實在罄竹難書，今天沒有需要繼續犯下去。

續……

 (轉載自《戍樓外望》下冊p51-74，經「楊牧谷牧師紀念基金」允准上載)

真實的宗教是能賦予人生的勇氣

而不僅是提供人去做夢的床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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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普世性的一刀切式反複製行動

ACT公布胚胎幹細胞研究有進展的翌日，白宫與梵蒂岡同日宣布，絶不容許科學家研發複製人的技術。ACT董事局立即派出發言人出來澄清，說他們完全不是在複製人，只在研究發展一種新的醫療技術，目的是醫治一些傳統上完全不能對付的頑疾，像糖尿病、癌症、心臟病之類。在這件事上，非科學家的即時表態，和科學界的立即反應，實在正在告訴我們一些事情，而這些事情都是有理由叫我們擔心的。

普世因ACT的宣告而掀起的反幹細胞研究是相當全面的，西班牙是素有壓制研究之風的國家，他們國家的衛生局局長剛下令，要停止他們國內研究糖尿病頂尖人物所利亞(Bernat Soria)的研究，因為政府發現他從以色列輸入胚胎幹細胞入西班牙境內入研究用途。德國波恩醫學中心的神經科醫生斯托(Oliver Brustle)引人注目的研究是利用老鼠損壞了的神經，而且成功了，他向政府申請研究經費用來研究人是否可行，卻叫到死亡威嚇，要他停止研究。

美國ACT公司的故事如出一轍，他們只不過從人的皮膚採DNA，把它注射入已除去染色體的人的卵子內，並誘使它自行分裂了幾次，整個試驗說不上成功，但起碼算是人工培育組織向前跨進一步，美國負面反應是由政府到民間的眾議院通過一法案，禁止科學家繼續這工作的，將要面對十年監禁，另加一百萬美元的罰款！瑞士要進行全民投票，以全面禁止一切與複製技術的問題，其目的是保持紐西蘭是一個完全沒有被複製技術染的自由國家。

C.     在我們血液中流轉塔利班精神

今天美國上下反對幹細胞研究真可說如火如荼，我們可有想象從事這種研究的科學家是怎樣想嗎﹖三藩市加州大學的皮德遜(Roger Pederson)是個聞名的細胞學者，他最近憤而辭職，接受劍橋大學邀請，從事同一的研究。離美之日他對記者說：「我厭惡美國內對幹細胞研究的壓力」，原來英國上下都贊成的！同年八月，克拉克(Jim Clark，是Netscape Communications的創辦人)本應許捐一億五千萬美元給史丹福大學作科際研究之用，後因聞布殊反對幹細胞研究，突然減少六千萬美元的捐款作抗議，他撰文於《紐約時報》，指出「美國不惜冒險重角醫學研究的黑暗時代」。

今天部分教會及社會人士容易採用一個簡化(simplistice)的理由，說美國世俗化了，因此不再尊重神，僭奪神的榮耀與能力，才搞出妄自想複製人類的狂妄玩意。自人類懂利用火到可以開發核能，科學研究一直都像大水一樣，它能載舟亦能覆舟，一刀切的禁止完全不是一個可行的辦法。

再者，一刀切的禁止，含有太強烈的塔利精神在內。甚麼是塔利班精神﹖簡言之，那是道德上是自以為義，宗教上具極端的替天行道精神，社會上是反進步主義，一切以步目封為安全拱施，而整體上是奉行地方主義(parochialism)，我們想做的；甚麼時候我們有了真實的能力，我們就會像拉登一樣，為非作歹了。諷剌的是，布殊政府剛用了最強硬的手段把塔利班趕下台，他卻用著同樣精來打擊科學研究的事業，叫人隱隱中感到，塔利班精神其實是不死的。

(續……)

 (轉載自《戍樓外望》下冊p51-74，經「楊牧谷牧師紀念基金」允准上載)